隋唐服飾禮儀【精】

　　隋唐服飾禮儀

　　漢族的服飾風俗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胡漢融合、南北交流和時代變遷，到了隋唐時期，在服裝方面，形成了著圓領袍、裹幞頭、穿長靿靴的一般形式。腰帶的形式，也由帶鉤改為帶扣;女服的基本構成是上衫下裙，女飾則可用濃妝艷抹概之，反映了多姿豐腴的審美觀。《隋書·禮儀志》載曰：“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也”。“近代服”三字，它道出了服飾的時代性的特點，“近代服”取代古代服是不可抗拒的規律。考察隋唐時期的服飾風俗，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是等級森嚴。

　　隋唐服制基本是華夏衣冠、魏晉舊制的損益，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如唐代服飾主要通過服色衣、革帶和所佩的魚符來區別尊卑，禮制規定：服色，皇帝的服色為赭黃，飾龍文，文武官員三品以上紫色、四品深緋色、五品淺緋色、六品深綠色、七品淺綠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淺青色;革帶，三品金玉帶，四品、五品皆金帶，六品、七品皆銀帶，八品、九品皆玉石帶，流外官或庶人銅鐵帶;魚符，三品以上佩金魚，四品佩銀魚，五品佩銅魚;參見《舊唐書·輿服志》、《新唐書·車服志》。如此等等。至于一般平民，隋時規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唐武德四年(620xx年)規定庶民服黃。森嚴的服飾等級使“白衣”、“青袍”、“紫袍”等分別成了平民百姓、低級官員和貴族官僚等的代名詞。

　　第二是漢胡融匯。

　　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故事》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其實，服裝的華胡融匯，隋唐才達高峰。在服裝款式上，漢族原有的交領、右衽的寬衣式樣，此時已被折領或園領、窄身、小袖的筒身胡服所取代;女著男裝成為唐代婦女之時尚，而這種時尚正來自胡人的馬上生活方式;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時世裝”、“回鶻裝”，正是從吐蕃、回鶻等“胡”地傳入的。此外，胡帽、蠻靴等的流行，無不體現了漢胡融匯這一時代特點。

　　第三是花式豐繁。

　　就服裝而言，因隋唐時期紡織手工業空前發達，據《唐六典》記載，當時的紡織物已有布、絹、紗、綾、綺、錦、花色十分繁復;同時，服裝款式“不依格令，綺羅錦繡，隨所好尚”《舊唐書·輿服志》。樣式眾多，如女裙，就有長裙、仙裙、綢裙、紗裙、羅裙、金泥蔟蝶裙、百鳥毛裙、石榴裙等幾十種款式。至于女子發式，更是花樣翻新，有祥云髻、百合髻、交心髻、倭墮髻、烏蠻髻、墮馬髻、掃鬧髻等近百種花樣，體現出花式豐繁的特點。

　　第四是崇尚時髦。

　　隋唐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商業發達，文化交流頻繁，社會風氣開放，服裝的審美功能逐步凸現，這就促成了唐代服飾風俗標新立異、追求時髦特點的形成。女著男裝、坦胸露腹、高髻巍巍，以及寬袖衫袍等的流行，皆是崇尚時髦的社會心理所致。由于社會上時尚服裝不斷更新換代，以至長年生活于宮中的宮女，都不知外界流行的服式。白居易《上陽白發人》詩曰：“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此外，隋唐服飾風俗尚有南北有別、貧富殊異等特點，這是風俗文化的地域性、階層性特點在唐代服飾風俗中的體現，也是不同時代服飾風俗所共有的特點，這里就不一一闡述了。

　　隋唐風俗文化

　　1.開放

　　隋唐處于封建社會上升、繁榮時期，又屬“開放型”的社會;其開放的特點不僅表現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關系等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民間禮儀和風俗習慣上。

　　最能體現這種開放特點的莫過于此期的婚嫁習俗。隋始已有詔令禁止女子不再嫁。《隋書·高祖本記》有詔曰：“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這詔令盡管只是針對統治階級而言的，但在強大的自由開放社會風氣的沖擊下，很快變成了一紙空文。《隋書·李諤傳》曰：“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受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隋煬帝的妹妹蘭陵公主仍是“初嫁王奉孝，后來嫁柳述。”這種限制再嫁的詔令，不但未能“治國”，連“齊家”都未能達到。到了唐代，上層婦女更是不以再嫁為恥，據《唐書·公主列傳》的記錄，當時再嫁的公主有28人，其中嫁過二次的占25人，嫁過三次的也有3人。統治階級如此，民間的百姓亦然。

　　隋唐社會的開放特征，還表現在它所具有的能積極吸納外來風俗的包容性方面。唐王朝與數百個國家和地區有著政治上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這使唐都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上的大都會、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這種背景下，周邊不少民族歸附唐廷并遷居內地，西方不少國家的商人、學者慕名涌入大唐，有的甚至長期定居下來。他們的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唐王朝的社會生活，豐富了隋唐風俗文化的內容，使固有的本土風俗得到進一步充實、完備，而更加大放異彩。

　　2.奢靡

　　張亮采在《中國風俗史》中，把漢魏、隋唐五代，均列入浮靡時代，認為民風之奢之浮之靡在我國歷史上莫過于這個時代，而隋唐尤甚。他列舉唐人食品、服飾之華美，名目之繁多，說明當時社會風氣之腐敗。其實，隋唐風俗的奢靡還有多方面的表現。譬如“隋唐婚娶之習，大約務奢侈”，“至于喪葬，唐人尤奢侈不堪，儀仗之盛，前世所無也。

　　隋唐尤其是中唐以后的風俗奢靡特征，多集中表現在奢侈性消費這一點上。中唐以后，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的創業精神進一步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唯財是取，以呈己欲的生活追求。史載“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舊唐書·宋申錫傳》。便是這一態勢的反映。侈靡之風不僅在宮廷和大臣第宅里鼓蕩，還通過地主階級擴散到其他階級和階層中去，甚至連那些為政清廉、崇尚名節的官僚士大夫也不免受其染習，如杜佑、白居易、李德裕等人，亦競相以“廣陳妓樂”，購置“竹木池館”，追求“樹石幽奇”為樂。

　　3.胡化

　　隋唐兩代是繼承北朝的政權，李家更是胡化的漢人。李唐皇室是有唐近三百年政治統治的核心。這一核心本身就是胡漢混血的產物。從李淵之父李日丙開始，連續三代與鮮卑族人結婚，故唐初幾個皇帝均是混血兒。即李日丙與獨孤氏生商祖李淵，李淵與竇氏生太宗李世民，太宗與長孫氏生高宗李治。從生理遺傳角度分析，每通婚一次，雙方所生后代的血統就混雜一次，上層如是，下層亦然。

　　這種朝野上下的胡漢混血，使得唐朝的基本文化雖然仍是華夏衣冠文化，但風俗習尚，生活方面不免雜有胡風。“這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面，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已也。

　　4.務實

　　隋唐文化之所以光輝燦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彌漫全社會的務實精神。隋唐不論是對前代傳統文化的繼承，還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都是立足于自身主體文化的需要，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譬如唐朝對外國文化的借鑒，引入多是樂舞、宗教、醫學、天文歷法、算術、珍寶器皿、飲食、建筑雕刻等內容，具有選擇式、互補式的特點，總體上與自身學術文化發展的輕重比例相協調。而北方少數民族原始、野蠻、古樸、實實在在的文化精神的滲入，也為當時的文人志士擯棄魏晉時期的玄想、清談之風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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