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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當認真看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對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讓我們好好寫份讀書筆記，把你的收獲和感想記錄下來吧。你想知道讀書筆記怎么寫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1
一、學習考察，耳濡耳染，感受深刻
初到，我與共同參加學習的學友們即被這座“浪漫之都”的市容市貌所傾倒，綠樹成蔭的街道、富有現代化氣息的高樓大廈、古色古香的樓臺亭榭、花團簇擁的草地，正在蓬勃發展的蕭山經濟開發區¨¨這就是文人墨客筆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有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氣息，又有著秀麗如畫和濃厚的人文底蘊的。走進大學，撲面而來的濃厚的學術氛圍，一下子又感染了我們，有著“東方劍橋”美譽的大學，無處不體現著其“求是”的學風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所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為我們安排了涵蓋面寬、知識內容豐富、能開拓視野、拓展思維的課程，使我們學習的這段時間如沐知識的海洋。
學習期間，一方面對發達城市進行了考察，一方面聆聽了知名教授們的授課，學習形式也是多樣性的，有與開發區領導座談，有與教授們進行研討或提問，有親身體驗的拓展訓練，有對旅游開發的切身體會。課堂上，教授們淵博的知識，全新的觀念、精湛的學術、風趣幽默的授課方式深深吸引我們，考察期間，發達城區優越的經濟發展環境，走在前沿的旅游開發，和人勇于拼搏、開拓創新的精神，讓我們倍感觸動也激勵和鼓舞著我們。
《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建設》、《經濟發展特點、經驗及思路》¨¨等課程的.學習。對新農村建設的考察，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建設的考察及寧波、溫州等發達地區考察后，我深切感受到了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步伐，充分體現了“五大時代特征”，即體現了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水準，體現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體現了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
二、今后的工作思路
通過這期學習培訓和考察活動，使我在感性上有了新的認識，在理性上有了新的提高，啟發很大，感觸很深。“他鄉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尋找差距，愈發加重了我們實現新跨越、建設新的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時代緊迫感。結合實際，緊緊圍繞“做好三篇大文章，實施好一項新的偉大工程”，理清今后工作的發展方向。
1、加大對農機化的扶持力度，走多元投入發展道路
農業機械的投入應該以農民為主體、政府扶持補助為導向、其它投入為補充的多元化投入機制，這是因為：一是農業機械化裝備大都屬固定資產，一次性投資大，資金占用多、回收期長；二是農業是既有自然風險，又有市場風險的產業，資金周轉率、經濟效益、積累及擴大再生產能力比較低。在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國家在財政補貼、稅收、信貸等方面對農機化采取政策傾斜。
2、大力發展農副產品精深加工業、養殖業機械化
自然資源豐富，土特產較多，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生態環境將逐步優越，發展農、林、牧及其加工業具有一定條件，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向農機化的橫向領域發展，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機械化，逐步將現有的產品從較低的粗加工向高附加值的綜合加工發展，有效改善種植結構，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為實現農業產業化奠定物質基礎。
3、加強農機管理，提高執法水平
農業機械化的支持保障體系主要有農機具及配件、油料供應、農機維修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機保障體系出現了眾多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為了規范農機市場，整頓市場秩序，必須健全和完善政府、行業、用戶、新聞監督等互為補充的市場監督機制。由過去農機部門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轉變為以法律手段為主，以行政、經濟等手段為輔的綜合管理模式。
4、提高農機隊伍整體素質
提高農機隊伍素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市、鄉兩級農機管理和專業技術員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廣大農機使用者素質的提高，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市、鄉兩級農機干部和技術員只有不斷學習，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
農機化事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如何用新的思路，用新的方法抓好農機化工作，發展社會主義現代農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如何用發達地區先進的理念指導我市的農機化工作，現實要求我們每個農機干部，牢固樹立為“三農”服務的思想，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為推進農機化事業的發展進程，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2
一、學習考察，耳濡耳染，感受深刻。
初到，我與共同參加學習的學友們即被這座“浪漫之都”的市容市貌所傾倒，綠樹成蔭的街道、富有現代化氣息的高樓大廈、古色古香的樓臺亭榭、花團簇擁的草地，正在蓬勃發展的蕭山經濟開發區。這就是文人墨客筆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有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氣息，又有著秀麗如畫和濃厚的人文底蘊的。走進大學，撲面而來的濃厚的學術氛圍，一下子又感染了我們，有著“東方劍橋”美譽的大學，無處不體現著其“求是”的學風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所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為我們安排了涵蓋面寬、知識內容豐富、能開拓視野、拓展思維的課程，使我們學習的這段時間如沐知識的海洋。
學習期間，一方面對發達城市進行了考察，一方面聆聽了知名教授們的授課，學習形式也是多樣性的，有與開發區領導座談，有與教授們進行研討或提問，有親身體驗的拓展訓練，有對旅游開發的切身體會。課堂上，教授們淵博的知識，全新的觀念、精湛的'學術、風趣幽默的授課方式深深吸引我們，考察期間，發達城區優越的經濟發展環境，走在前沿的旅游開發，和人勇于拼搏、開拓創新的精神，讓我們倍感觸動也激勵和鼓舞著我們。
二、今后的工作思路。
通過這期學習培訓和考察活動，使我在感性上有了新的認識，在理性上有了新的提高，啟發很大，感觸很深。“結合實際，緊緊圍繞“做好三篇大文章，實施好一項新的偉大工程”，理清今后工作的發展方向。
1、加大對農機化的扶持力度，走多元投入發展道路。
農業機械的投入應該以農民為主體、政府扶持補助為導向、其它投入為補充的多元化投入機制，這是因為：一是農業機械化裝備大都屬固定資產，一次性投資大，資金占用多、回收期長;二是農業是既有自然風險，又有市場風險的產業，資金周轉率、經濟效益、積累及擴大再生產能力比較低。在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
增長緩慢的情況下，國家在財政補貼、稅收、信貸等方面對農機化采取政策傾斜。
2、大力發展農副產品精深加工業、養殖業機械化。
自然資源豐富，土特產較多，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生態環境將逐步優越，發展農、林、牧及其加工業具有一定條件，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向農機化的橫向領域發展，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機械化，逐步將現有的產品從較低的粗加工向高附加值的綜合加工發展，有效改善種植結構，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為實現農業產業化奠定物質基礎。
3、加強農機管理，提高執法水平。
農業機械化的支持保障體系主要有農機具及配件、油料供應、農機維修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機保障體系出現了眾多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為了規范農機市場，整頓市場秩序，必須健全和完善政府、行業、用戶、新聞監督等互為補充的市場監督機制。由過去農機部門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模式轉變為以法律手段為主，以行政、經濟等手段為輔的綜合管理模式。
4、提高農機隊伍整體素質。
提高農機隊伍素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市、鄉兩級農機管理和專業技術員素質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廣大農機使用者素質的提高，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市、鄉兩級農機干部和技術員只有不斷學習，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
農機化事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如何用新的思路，用新的方法抓好農機化工作，發展社會主義現代農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3
在選擇了安徽大學公共管理專業時對該專業并不了解，在來到大學前，只是應對高考，對于大學的認識十分淺；學習的基本情況；通過幾節課程，老師就讓我明白自己選擇的是一個什么；老師在講述管理學時重點講述了現代管理學，現代管理；這讓我認識到了管理學雖然年輕，但這是一個很有發展；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要學習行政學、政治學、管理學。
一、學習的基本情況。
通過幾節課程，老師就讓我明白自己選擇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學科、專業。管理學是系統研究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管理學是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產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現有的條件下，如何通過合理的組織和配置人、財、物等因素，提高生產力的水平。可以說管理學是一門綜合性的交叉學科。
老師在講述管理學時重點講述了現代管理學，現代管理學的誕生是以泰勒名著《科學管理原理》以及法約爾的名著《工業管理和一般管理》為標志。現代意義上的管理學誕生以來，管理學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管理學的研究者、管理學的學習者、管理學方面的著作文獻等等均呈指數上升，顯示了作為一門年輕學科勃勃向上的`生機和興旺發達的景象。進入21世紀，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管理學仍然需要大力發展其內容及形式。
這讓我認識到了管理學雖然年輕，但這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科學。老師在播放幻燈片時給我們看的幾句名言，泰勒的“管理就是確切地知道要別人去做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法約爾“管理是由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及控制等職能為要素組成的活動過程。”德魯克“管理是一種以績效責任為基礎的專業職能。”西蒙的“管理就是決策。”這些管理學創始人的話讓我對管理學認識更加深入。
行政管理專業的學生要學習行政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行政學理論研究、公共政策分析、社會調查與統計、外語、公文寫作和辦公自動化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備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及科研的初步能力。
而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養具備比較扎實的管理學與經濟學專業知識，掌握現代管理技術與方法，能在政府部門、政策研究部門、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幾位老師在講述大學生學習方面一致強調，盡管是大學生，我們依然是學生，學生要以學業為主，但他們均建議我們要多讀書，并且在大學期間多多參與社會實踐。王榮科老師主要講述了我們大學學習方面，專業課的學習、基礎課的學習，培養自學能力，多多讀書。段華恰老師重點講述了社會實踐的參與，面對工作就業，我們應具備什么素質與能力。
二、主要收獲。
我認為公共管理學專業入門這門課程給我最大的收獲就是明白各個專業的就業動向，讓我可以科學、準確的分析自己在未來對于專業的選擇、是否考研、就業方向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
公共管理作為現代管理科學四大分支之一，是未來世界和當代中國最有發展潛力和廣闊前途的學科，隨著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改革的深入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公共管理的作用越來越為社會所重視，中國公共管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生長點。公共管理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利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務廣大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重點在于將公共行政視為一門職業，將公共管理者視為這一職業的實踐者。
從這些方面來看，該專業還是很有前途的，老師也講絕大多數學生的，我也是比較偏向于此，行政管理專業基本去政府機關，在縣級以上政府的民政職能部門和事業單位就業；從事鄉鎮民政辦公室管理工作；從事城鎮街道民政所管理工作；從事婚姻管理、收養登記管理、行政區劃管理工作；從事地名管理、社團管理工作；從事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行政協理員，辦公室主任、行政主管、協調層或決策層高級助理，中外大中型企業前臺秘書、行政主管、行政總監、總經理助理等職；適宜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涉外經濟管理部門、經濟監督檢查等管理部門從事政策和法規研究及實際工作，學校、科研部門的教學或科研工作，大、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公司的經營管理工作。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4
對于計劃管理，書中首先聲明了這樣一個觀點：計劃本身屬于管理的一部分，是解決管理與資源之間關系是否匹配的問題重要環節。明確了目標是計劃管理的基點，資源是其對象，由基點出發對對象進行有效的利用，最后達到目標與對象的相互匹配的結果。計劃的指定不是在于你的目標，而是在于你的資源有多少，資源可以高效地利用多少，對于資源的有效利用是制定企業計劃的關鍵；另外就是對于計劃管理的成功判斷的標準并不是在于企業制定了多么完備的計劃，而是在于它是否是一套如今現實可行的方案，不高于企業現有資源的利用，又不會對資源造成浪費，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只需要關心是否由資源來支撐目標。而這其中的資源也不僅僅是我們企業進行生產運營那么簡單的資源定義，還包括人力資源、市場資源以及一些相關的行業標準、運作的經驗甚至說一些相關的合作伙伴等等。而以上資源的特殊性又決定了計劃管理是企業高層的重點，需要企業的高層的嚴密運作。
對于戰略管理，書中強調了一個“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問題，其中又強調了一個“企業潛能”、“顧客至上”和“難以模仿”等詞匯。一個企業怎樣才能擁有核心競爭力呢？市場和顧客是必須要了解和把握的，因為企業不就是靠市場和顧客去生存嗎？把這兩方面做到位了，企業的日子也不會難過到哪里去。對于海爾，戰略的管理真的可以說是一種楷模。一個企業的戰略對于外行都能夠在短時間的認同，不能不說他的企業戰略文化的成功的確是不一般。海爾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確立了自己的市場兩道地位提高了自己的競爭實力，才擁有了核心的競爭力，把自己的獨特的管理經驗融匯到了自己的`企業戰略中，才擁有今天的實力。
書中強調的企業文化管理方面已經很完備了，我想一個管理者重要的是怎么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自己的企業的文化，作為一種標準推廣開來，最后提升成為一種企業的形象。我們企業管理者在這方面真的是需要好好去動動腦子，總是發愁在荒山上找的柴火，那怎么可以？也就是說管理者不能單純的從一些企業運營的瑣碎的討論去獲得某些所謂的經驗，應該給自己的員工、給自己一個愿景，就是奔頭吧，那樣一個企業的才能健康地積極地生存下去。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5
趙成根老師的理論：公共治理模式=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體制+官僚行政體制
一、新公共管理改革運動
二十世紀后二十年成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年代。從英美發端的這場改革，很快擴展到澳洲的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歐洲的法國、德國、荷蘭、挪威、瑞典等國。
英國的政府改革
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在尼斯坎南新保守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啟動了英國的行政改革。主要做法是以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為核心的民營化改革，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簽約外包的運用；鼓勵私人投資行動。1979年開始啟動的以管理績效評審為核心的“雷納評審”；1983年開始推動指在樹立成本意識提高公共部門的經濟和效率水平，從而降低公共開支的“財政管理模式創新方案”；1988年開始實施“下一步行動”改革，運用一整套商業管理模式，重塑了英國政府管理結構和模式。尤其是對政府決策功能和管理、服務功能科學劃分的基礎上，在管理和服務部門引入執行局制（agency），對于現代官僚行政體制和改革具有革命性的創新價值。
1991年約翰·梅杰上臺后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公民憲章運動”，通過在四十多個具體的公共服務行業推動顧客導向的服務承諾制，努力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和公民滿意度。1997年托尼·布萊爾以新工黨的政治形象結束了長達18年的保守黨的執政格局。他一方面繼續推進保守黨執政期間推行的改革（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針對保守黨執政時期過分強調公共服務提供過程中的競爭，忽視了公共治理主體之間的有效合作和協調，從而帶來碎片化的制度結構的弊端，提出了構建協同式政府的新的改革構想。布萊爾政府認為，傳統的做官制模式和保守黨的市場化模式都各有局限，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各自的優勢，通過多方面的合作共同為社會和顧客提供滿意的服務。布萊爾政府的協同式政府改革，改變了傳統的保守黨政府強調政府退卻的理念，而是努力讓政府有所作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從目標設定到具體操作從組織結構到文化整合，從政府內部到政府外部無所不包。即不是依靠傳統官僚制的命令服從關系，也不是依靠新公共管理的合同制而是建立在觀念共識、目標分享和組織整合基礎上的相互信任的誠信關系。
美國的政府改革
同英國一樣，1981年共和黨里根政府上臺執政后，運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理論啟動了美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形式是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簽約外包。另外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同時，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也是里根政府、克林頓的美國政府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通過貫徹顧客導向、績效導向、戰略導向和結果控制等原則，通過精簡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松政府管制、引入競爭機制和推行績效管理等具體的改革措施力求創造一個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經濟型政府。
英國、美國、新西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改革的主流，但各國因政治結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差異等不同，改革模式呈現越異性發展。英國著名公共管理理論家、改革分析家波利特將各國的改革分成了四種模式：
一是維持現狀派。這些國家主要通過松綁、精簡機構、收縮預算等措施，“減輕”現存的官僚制度，使現行結構和模式更好地運作，盡可能地維持現狀。德國和歐盟所采用的就是這樣的改革戰略。
二是現代化派。這些國家的改革，一般包括結果導向和業績導向的預算改革。強化績效評估，適度放松僵硬的人事制度，權力下放，強調戰略計劃的功能等，主要屬于政府管理結構和模式自身的調整和變遷。此類包括加拿大、芬蘭、法國、荷蘭和瑞典等。
三是市場化派。主張在公共部門內部引進更多的競爭和市場類型機制。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屬于此類。
四是小政府派。主張把任何可能私有化的東西全部實現私有化，從而回歸守夜人式的國家，政府只承擔一些私人部門不能或不愿承擔的核心職能。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部分時間屬于此類型。
美國的改革既有很強的現代化因素，也有很強的市場化趨勢，難于歸類。
政府管制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市場經濟運行的一種基本方式。20世紀政府管制的發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穩定規范的市場經濟秩序。但到20世紀70年代，過度的政府管制限制了市場自由和活力，政府管制機構膨脹，開支過大，管制成本過高，以及管制過程中的腐敗現象等弊端，已經嚴重制約了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和經濟發展。
二、什么是新公共管理
學者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范圍的公共管理改革概括為：公共管理主義、市場導向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企業家型政府、苗條政府、善治、新公共管理等。
英國著名公共管理學家胡德在《行政管理》雜志發表了《一種普適的公共管理模式》一文，提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概念，概括了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反映了各種理論家的主要看法：（1）在公共部門引入精細的專業化管理；（2）明確的績效規范和績效評估，科學界定組織目標和組織部門、各單位的目標；（3）實行績效導向的資源配置和報酬管理制度，廢除傳統的高度集權的官僚制人事制度；（4）實行公共部門組織單位的分散化轉型，實現供應者和生產者的相對分離，充分利用合同制和特許經營等制度安排的效率優勢；（5）在公共部門中引入更多的競爭；（6）運用私人部門管理實踐中成功的管理模式；（7）在使用資源過程中，更多地強調紀律和節約，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英國著名公共管理專業費利耶在《行動中的公共管理》一書，對新公共管理進行了四種分類：（1）效率驅動模式：這種改革模式以追求效率為核心目標，試圖用商業管理的技術和方法來改造公共部門的運行模式。（2）組織規模縮減和分權模式：從科層管理向合同管理轉型，強調組織間的戰略聯盟，從標準化的服務向靈活多樣的.服務系統轉型。（3）追求卓越模式：強調組織文化重要性的人際關系管理學派對公共部門的管理影響。（4）公共服務取向模式：強調在公共服務過程中實現公民參與和維護公共責任。
歷史上任何一次重大變遷都是危機推動的結果。
公共管理的革命性轉型
第一次轉型
19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工業革命導致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變革,從而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轉型。第一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普選制；二是，現代官僚制行政組織體制的發展，層級化、專業化、制度化的官僚制組織系統迅速發展起來；三是現代政府的擴展。這一百年是政府職能擴展的一百年，政府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消極無為的守夜人轉變為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無所不能的積極的大政府。四是現代國家的權力結構轉型。行政職能擴張，行政機構和人員規模膨脹，國家不再稱為政治國家，而是一個行政國家。
第二次轉型
20世紀70年代末，以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里根政府改革為啟動標志，國家公共治理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轉型。這次重大轉型恰是國家的退卻，是校正20世紀 2 以來政府過度擴張、民主過度發展基礎上國家的政治行政結構、政府的公共政策結構、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模式暴露出來的問題和弊端。其核心目標是降低公共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治理效率，提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塑造經濟型政府。（1）重塑行政組織結構，構建分權的、專業化的行政管理組織；（2）財政管理體制改革；（3）文官制度改革；（4）內部市場和準市場機構的運用；（5）實行績效管理；（6）強化質量管理；（7）加強組織間的合作和協調；（8）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承諾制。
不斷塑造新的平衡
不同歷史時期，公共治理模式的差異只是相互沖突的原則和治理工具之間平衡點的不斷位移，因而構成不同的平衡結構而已。世界在不斷尋找平衡點：包括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民主和權威的平衡；管理和行政之間的平衡；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之間利益關系的平衡。
從來就不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管理模式，任何一種管理模式都是在特定的環境下，滿足特定的社會需求而存在、運轉和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公共治理中的各種平衡關系也在不斷地調整和變化，總是在兩個極點之間像鐘擺一樣不斷地擺動。
政府的經濟人假設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石。斯密為第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國富論》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分析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斯密對人的自利動機的分析，則是設計市場經濟制度的前提和基礎。
關于經濟人假設的一段經典描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已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人類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成為交易型經濟機制——市場機制的邏輯起點和基礎。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認為：人的自然的本能就是趨利避害。這種自利動機是人的行為的根本動力。個人由自利動機所驅動的謀利行為，自由地追求利潤、財富，增進自我利益，客觀上也對大多數人有利，增進了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赫伯特·A·西蒙最早將有限理性引入經濟學理論，他提出：在人的選擇行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人的選擇模式不可能是最優選擇模式。人的選擇行為受到信息不周全、知識不完備、決策成本限制等一系列主客觀條件限制，根本達不到理性程度。
行動經濟學認為：人關不是完全自私的，如父母會愿意為孩子奉獻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會為慈善基金捐款等。人的行為也不總是理性的，如炒股、賭博的時候。正確理解經濟人假設：
斯密自利經濟人假設的“自利”絕不簡單地等同于“自私”，不否認為人的各種良好動機的存在，也絕不否認人的動機結構的復雜性。斯密的“自利”從根本上說，不過是對社會個體“自我”的理解、承認和尊重。
斯密的理性，主要是人在動機意義上的理性。其基本模式概括為：主觀動機模式——環境——客觀社會行為模式。在人進行主觀選擇的過程中，大量的、綜合性的環境因素都會影響他的選擇行為。人是客觀環境的塑造物。人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對斯密經濟人假設的完整理解，必須把它放在一定的客觀環境下，尤其是一定的制度條件下來加以考察。因此，為重塑人的行為模式，必須首先重塑環境。不合理的制度系統必須導致劣質的行為淘汰優質 3 的行為，一整套具有良好品質的制度是構建一個良好社會的關鍵。唯有良好的制度系統，才會同時實現個人自由和社會和諧這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斯密對人類制度設計理論巨大的貢獻在于，好的制度必須是充分尊重人的自由選擇、自主選擇的自由和權利，激發他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動力。不是靠強制、欺騙，而唯有依靠自然的制度系統，才能激發社會最強大、強烈的一個能量、能量源，那就是“人對自我利益的關系和不懈追求”。在私利的追求和公益的實現這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實現和諧的過程中,制度發揮了關鍵性的調節使用。
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
詹姆斯·M·布坎南運用經濟的研究方法來分析社會公共治理問題，提出了公共選擇理論這一“政治的經濟理論”。他認為個人在公共選擇過程中就像在市場交易過程中一樣，同樣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認為，經濟學的本質就是一門交換的科學，把這一觀點應用到政治領域，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治學也是一門交換的科學。是一種有組織的市場交換。公共財政學派認為“政治是復雜的交換”，“政府是公共交換的補償過程”。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看法，所謂政治市場是指政治家、官僚和選民等政治主體圍繞公共物品和服務供給所形成的關系結構。
英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表述，導致人類沖突的本質是利益的沖突。在人類開性中，我們發覺有三種主要爭執的原因。第一為競爭，第二為猜忌，第三為榮耀。第一種原因，使人類為利益而侵略；第二種原因，使人類為安全而侵略；第三種原因，則使人類為名譽而侵略。
個人主義是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共同的思想起點和思想精髓。
第二章
公共物品理論
1651年，英國著名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本質“用一個定義來說，就是一大群人互相訂立信約，每個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夠按其有利于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這句話指明了國家或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為個人提供公共服務。“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是我們看到的最早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總是與某種組織相聯系的，公共物品總是某個組織的公共物品。
1740年，英國著名政治哲學思想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最指出“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促進某些共同的目的或動機。
亞當·斯密首先注意到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與市場失靈的存在之間的關系，并由此推進在物品提供方面政府對市場的替代功能。他在《國富論》中指出：“君主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社會侵犯；第二，建立嚴正的司法機關，保護個人不受他人傷害；第三，建設并維護公共設施。”斯密所指的公共工程主要是國防工程、行政司法方面的公共設施，還包括方便商業、促進教育的工程和設施這些對全社會有益的工程，由于所需費用太大，并且其收益難以彌補成本，因而不能指望由私人來提供。因此，公共物品的提供就成為政府的一項職能。
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一書中通過路燈、港口、燈塔、堤壩等工程建設的案例，證明諸如此類的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提供。因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是重要的，但沒有人感興趣，因為這些服務的提供并不必然自然地獲得適應的報酬。”“個人不具備任何手段去截留那些利益，而避免其流向他人，也難以收取費用補償其創造者。”
維克塞爾在1896年出版的《財政理論考察兼論瑞典的稅收制度》中指出，公共物品所給 4 予個人的邊際正效用，應與個人納稅所損失的財富的邊際負效用相等，這就是著名的“利益財稅原則”。
歷史上最早關注公共物品的政治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是A·R·林達爾。他在1919年《公平稅收》中提出“公共物品”這一概念，并指出公共物品是國家對人民的一般給付，個人或集團通過賦稅的形式購買公共物品，并由此建立了林達爾模型。
1949年，戴維·布坎南在《政府財政的純理論：一個建議的途徑》中指出，關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在政府與個人之間一定存在著類似市場的聯系”。這個“準市場”就是民主社會的投票決策機制，由此構成了布坎南解決公共物品供給的主要思路。“準市場”為公共物品私人提供模式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經濟生活中許多過去由政府公共部門提供的物品，現在可以在政府的科學管制下由公私企業提供，如城市交通、供水、供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產業。
影響公共物品形成的技術包括兩項：一是排他性技術，即阻止搭便車行為的技術能力，如果有足夠的成本低廉的排他性技術，就不會導致物品或服務的公共部門壟斷。公路隧道借助非接觸式電子收費設備實現了私有化運營。二是公共物品本身的生產技術水平，如現代復雜的自動滅火系統使一些消防工作變得更加“私人化”，新的演播技術使世界上的娛樂變得更為公共化。技術往往是影響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相互轉化的重要因素。
公共物品的屬性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嚴格科學的定義是由薩繆爾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給出的。即，公共物品是這樣一種物品，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某種物品的社會消費總量等于每個消費者對該物品的消費量，不僅每個消費者對該物品的消費量相等，而且每個消費者的消費量與社會對該物品的總消費量相等。斯蒂格里茨在《政府經濟學》中寫到：“要排斥任何人的使用是不合理的，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消費的數量，這就是說，多供給一個人物品的邊際成本等于零。”布坎南《公共財政》一書中強調了公共物品的聯合消費特性。
公共物品區別與私人物品的兩個本質屬性：消費的非對抗性（非競爭性）和消費的非排他性。
斯蒂格里茨在其后來的《經濟學》中還發現有些公共物品在消費時會產生擁擠性。
公共物品的分類：純公共物品、俱樂部物品（準公共物品）、公共資源性物品（公共池塘資源）。
純公共物品：嚴格滿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兩個條件。純公共物品聽提供方式是非市場的。如，國防、外交、法律等。
俱樂部物品：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排他性。公共的范圍是有限的，如收費公路、有線電視。第一，當俱樂部成員數目超過其容納的固定規模后就會產生擁擠，從而破壞消費的非競爭性，所以限制俱樂部的“消費”數目是必要的。第二，由于俱樂部物品具有排他性，應采取收費這樣的辦法來限制消費者數目，以排斥非俱樂部成員享用該物品。擁擠性是準公共物品有別于純公共物品聽一個重要特征。
公共資源性物品：同時具備消費的競爭性和消費的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如公共漁場、公共牧場、空氣、河水、海洋資源、礦藏等。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但卻無法有效地做到排他。也就是說，無法通過收費的方式將拒絕付費者排除在消費者的行列之外，搭便車成為一種基本的現象。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種類物品聽屬性是動態變化著的，它們之間的區別也是相對的。從時間上看，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新技術、新方面、新工藝的不斷推出和廣泛應用，物品的屬性也隨之不斷地變化著。比如，電視節目曾被認為是純公共物品，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有線電視網可以通過收費來實現排他的準公共物品。與之相反的是，互聯網產生之前，信息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交換和享用，在網絡時代，信息可以全球范圍內共享。
從空間上看，隨著人類組織化的程度的提供和組織結構模式的變遷，公共物品的屬性同樣發生了重要變化。
再次，產權的引入對公共物品屬的影響。產權的界定會引起物品屬性及類別的變化，如作為公共資源性物品的一條河流，產權的界定使其轉化為具有排他性的物品。
最后，需求強度的變化對公共物品屬性和分類的影響。供小于求的狀況、擁擠的到來，排他也就產生，收費方式就有可能使公共物品向私人物品轉化。
外部效應分析
資源配置職能是公共財政的三大職能之一，而政府公共財政之所以具有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因為外部效應、壟斷和信息不對稱等導致的市場失靈現象的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給“外部效應”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只要某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或某一廠商的生產函數）所包含的變量在另一個人（或廠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外部效應。消費的負外部效應（消費的負外部性），指消費者個體的消費行為給社會帶來了損失。從外部效應的概念和分類看，外部效應會使收效或成本外部化，導致經濟效率的損失。約瑟失·斯蒂格里茨說：“只要存在外部效應，資源配置就不是有效的。”外部效應是市場失靈的一種表現。
外部效應的成因主要存在兩種爭論：一種看法認為，外部效應的存在源于市場機制自身（經濟人假設）。另一種看法認為，外部效應的存在源于產權的不明晰（公地悲劇）。
外部效應的糾治：1。征稅或罰款；2。補貼；3。政府管制；4。法律道德措施；3。產權界定；6。組織設計。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給機制：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和社會供給。
第三章 民主危機
各種具有共同利益偏好的社會群體都建立了自己的利益組織，并通過一定的渠道影響政府的政策運行。
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成為“千百種集團利益的混合物”。政策過程中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和交換主要由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來進行，這種互動的特質決定了政策過程的特點和政策的績效。公共政策便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競爭所造成的均衡物。利益集團影響下的政策均衡，一般地說是公正、合理的。
利益集團影響力的大小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組織成員的多少、財富的多寡、組織能力的強弱、領導能力的高低、與決策者關系的遠近，以及集團內部的凝聚力等。杜魯門指出，在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體制中，政府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利益集團競爭的規則，安排妥協與平衡利益，制定政策以規定妥協的方式，執行妥協的結果以解決集團間的沖突。
多元社會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并塑造平衡格局。壓力集團之間的沖突是改革和進步的媒介。
福利其本質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福利國家是工人階段爭取政治經濟權利的斗爭成果。
第四章 科層官僚制組織的危機
科層制的特征：層級化、專業化、制度化
萊賓斯坦提出了X效率理論：
個人的行為具有惰性特征，通常在惰性區域工作，只要有可能，個人就會偷懶，這是由經濟人的機會主義特征決定的。
個人的努力水平不是機械決定的常量，而一個隨機決定的變量。
公共管理學讀書筆記 6
何謂“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就是指在公共生活中，涉及公共事務的治理與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者與公民在公共行政領域內所形成的信念、價值、和習慣。公共行政是公共精神的表達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種內在精神的支撐，這就是公共精神，這是一種“對于公共服務的召喚以及有效管理公共組織的一種深厚的、持久的承諾”。
在西方社會，公共精神萌發于古典時期的希臘。希臘城邦里生活的公民們近乎直接民主式的治理公共事務，以及他們對于公共生活當中公平、正義、理性、節制等公共精神的追求，對于生活在現在社會當中的人來說，似乎是永遠也無法企及的。我們現在對于一些產生于近代的問題的討論其實在我們重溫古希臘圣賢們那富有洞見性的思想之時，總不免會產生這樣的懷疑：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在被提出之前，早已被他們處理過了，并且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已經超越問題本身，永遠的留在了人類政治思想進化的基因當中。
到了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功利主義哲學取代了古典希臘人的公共觀，開始支配著公共行政的思想和實踐。古希臘人對于公共精神的理解強調公平、公正與節制，強調個人的價值需要在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當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而近代啟蒙以來，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高度發達，眾多經濟理論被引入到政治生活中來。公共選擇理論在經濟領域誕生后，便被迅速引入政治領域，特別是被更多的用來解釋人們集體的政治行為。公共選擇理論把功利主義的邏輯和市場規則引入公共行政。以自我為中心的、利己的、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成為了解釋公共精神與集體行動的理論模型，古典公共精神的內涵受到了挑戰。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畢竟在本質上不同于古典希臘時期的城邦國家，使古典公共精神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現代性和隨之而來的病癥已經深入到公民公共生活的各個層面，人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浮躁麻木的社會心態讓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精神無處得以體現，人們不禁要反思：公共精神在現代社會已經喪失了嗎？回答是否定的。一種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以人民主權、代議制政府、分權制約為原則，以獲取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共行政模式建立起來了。憲政民主制度是現代公共行政的目標之一。培養品德崇高的有公民精神的現代公民是政府的責任，得到強化了的公民精神同時又會促使政府公共行政的完備。憲政民主和公民精神成為了支撐現代公共精神的兩個維度。
一、古希臘政治思想當中的公共精神
喬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中一開始便從詞源學意義上探究了“公共”一詞的`古典含義。“公共”一詞的兩個來源均源于古希臘語，都表示“一個人從只關心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發展到超越自我，能夠理解他人的利益。意味著一個人具備了這樣一種能力，他能夠理解其行為對他人所產生的結果。”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到，希臘人把政治共同體即城邦視為公共，而“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在于設立通行的標準和慣例，并且支持、宣傳和實施這些標準，使之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古希臘思想家看來，所謂的公共精神便是城邦精神。究竟什么是城邦精神呢？在柏拉圖那里，城邦精神便是正義、公平、友愛、協作。柏拉圖認為，“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不能單靠自己
達到自足，我們需要許多東西。”“因此我們每個人為了各種需要，招來各種各樣的人。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便邀集許多人聚集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叫它做城邦。”我們可以看到，城邦的形成在柏拉圖那里基于兩個事實。第一，沒有人是自我完備的，每個人都欠缺許多為生存所必需的東西。第二、每個人的眾多需要有賴于他人的工作，于是，人們聚群而居，互相幫助、互相合作。在這里柏拉圖既然陳述了城邦是由于人們的生存自身的需要而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這樣一個事實，那么，出于自然之本性地追求公平合作、友愛互助就應該是城邦政治中柏拉圖所理解的公共精神的本意。
二、政治學的轉向：對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戰
人類在經歷了古典文明的衰落之后，又經歷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漫長的中世紀，文明的腳步終于來到了近代，人類從此迎來了近代啟蒙思想的曙光，政治學也開始了巨大的轉向。
按照古典政治學的理解，政治學是一門探究何為正義、追求至善的學問，可以被稱為“學”而非“術”，政治學與哲學、倫理學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有關政治領域中的正義和統治的合法性問題，關于統治和權力運用、權力分配的根本原則等問題是古典政治學最為熱衷探討的問題。然而，自近代啟蒙思想家馬基雅維利以降，政治學開始由“學”轉為“術”：政治只是表現為一種權力的操作方法和利益的分配形式，政治過多的被理解為為了權力和利益的斗爭，而不是對正義的堅持和發揚，權力和利益成了政治的最高原則。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現實的功利考慮，而不是超越功利之上的任何其他原則，比如古希臘哲學家眼中的追求至善和正義。
近代政治哲學的這種巨大轉向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公共行政學。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說，當功利主義哲學取代了希臘人的公共觀并支配了政治的思想和實踐之后，“對個人的歡樂或所得、個人效用或成本收益的斤斤計較，取代了為了更大的善而治理的集體努力。政治的目的被降低為為私人謀取利益。”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需要靠不斷增強人的物質欲望和追求最大利益來驅動。政治學是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政治學的古典主義色彩迅速褪去，以至到后來政治問題變為了純粹的經濟政策問題。經濟構成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經濟利益也是人們參與公共活動的唯一動力。
在這種背景之下，公共行政學也開始著重強調“效率、經濟、官僚體制與技術”。既然政治學已經從關心公共的美德轉向了強調權力和秩序，同樣的，公共行政、公共精神中“公共”的內涵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契約理論取代了柏拉圖式的發展論解釋，公共領域的形成不是出于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然本性，“驅動人們結合在一起的動機，既不是和睦也不是政治的忠誠，而僅僅是對于人身與財產的焦慮而已。”“公共成為原子化的個體和集合。除了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之外，不存在任何公共利益之類的東西。”公共行政完全受公共選擇理論的邏輯所支配。
但是，公共選擇理論下的公共精神不僅是對古典公共精神的挑戰，而且公共選擇理論本身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讓古典主義的公共精神在其指導之下無法得以弘揚。
按照公共選擇理論的假設，政治生活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人，所謂理性就是一切行為只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出發點，表面上看來，理性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應該積極的投身到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去，然而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人們對于公共事務的治理漠不關心，對于公共利益的謀求也并不積極，特別是當
公共利益的受益面越大時，人們越不愿意參與公共事務，這樣一來，所謂公共精神也無從談起。
對于人們公共精神喪失的現象，奧爾森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他的分析同樣建立在功利主義的邏輯基礎之上，同樣的從人是理性自利的人這一假設出發，得出的結論卻恰恰不同：由于個人謀求公共利益的努力不會對公共利益的獲得產生特別顯著的影響，但不管他是否為爭取公共利益出過力，他都能夠坐享公共產品所帶來的公共利益，所以，理性的人的理性選擇應該是“搭便車”，而不是努力的去爭取公共利益。共同利益雖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于個人來說，主觀上并不存在著共同利益。就這樣，社會生活當中的公共性與人們的公共精神在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下就有徹底喪失的可能。
三、公共精神的回歸：憲政民主與公民精神
在何謂公共問題的眾多看法當中，弗雷德里克森比較看好的是把公共視為顧客。他認為“所有公民在此時或彼時都是政府的顧客。而我們全都是國家稅務總署的顧客。”我認為這種觀點無疑是恰當的。政府和公眾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系。公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政府與公民只有在這種關系背景之下，公共行政才能夠發揮其作用。
然而，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是依靠各級代理人，也就是各級行政官僚來實現的，這樣一來，由于行政官員們手中掌握著國民財富的調配權，他們也就擁有了越來越強的集體討價還價的力量，進而組成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難免會在公共行政的過程中表達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靠犧牲公共利益來獲取自身集團的利益。解決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時發生尋租行為的問題，只有依靠良好的法治秩序與憲政民主的制約。一般認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是因為政府接受并服從于憲法，其合法性主要體現在其行為、意圖和可接受性上。所謂法治不是指政府依照法律來治理社會，或治理好社會，而是指公眾用法律治住了政府，約束住政府任意斂財和任意花錢的手，使政府一心只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成為少數人謀求私利的工具。所以，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須成為憲法秩序的保護者和保證人。
憲政民主的理想秩序還必須建立在“得到強化了的公民精神”的基礎之上。品德崇高、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是建設一個有良好公共秩序的現代社會的必要條件。在我看來，所謂“公民精神”就是區別于專制主義時代“臣民”的“公民”在憲政民主條件下應該具備的信念、理想及品質，具體來說，應該包括具有參政議政的能力，監督批評政府的勇氣等。公民精神超越了狹隘的功利主義原則，人們關心公共事務不不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想為在自己利益得到保證的同時，為公眾去爭取更大更多的公共利益。公民精神的主體不僅僅是普通公眾，還應包括各級公共管理人員即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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